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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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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读书 2018.2.11 星期日

以程序与规则为题论科学方法
——赵德馨著《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与规范》读后
    湖北日报讯 □ 尹汉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馨先生,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年轻时,两度经历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是“著名经济学家傅筑夫、著名历史学家尚钺等教授的受业弟子,又有机会与严中平研究员等著名学者一起做研究工作,成为他们的私淑弟子”。他从教60多年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仅在教书育人方面成为楷模,而且在中国经济近代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创建方面,率先进行了探索。赵德馨先生治学严谨,非常注重探索和总结研究方法,在向学生和青年教师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向他们讲解研究方法。
    赵德馨先生最早研究社会科学方法的时间,是上个世纪60年代,1965年初,他在该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就研究方法作了一次介绍,1978年又讲了一次。1980年初,他应邀给该校经济学研究生作了一次系统讲授,经整理后,以《关于科研程序的几个问题》,发表在该校的《科研资料》上。由于各方面需要,1987年学校商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以《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为书名,对外出版发行。该书很快传到国外,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这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与规范》,是在前书基础上再斟酌深化、并扩充拓展而写就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与规则》,从选题到成果实现形式,讲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全过程需要重视的科学方法,前七章讲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七个步骤,包括选择课题、研究已有的成果、学习理论、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与综合、成果的表述与运用。赵先生在本书中还特别注意贯彻教育部颁布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专列第八章,谈研究者的素养。积极倡导专业伦理和专业精神,强调学术即人生,研究者要担当职责,要有科学品格。
    通常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都会注重科学方法。在赵先生之前,应该有学者就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撰写论文论著,但像赵先生这样系统而且持之以恒地研究和总结的,并不多见。再往前追溯,上个世纪初,梁漱溟先生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讲了做学问的“八个层次的命题”。在梁先生之前,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讲了治学的三种境界,并强调“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好句”。他们确实立意高远,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给后学者以深刻启迪。但他们更多地是从学者精神气质层面讲的。赵先生是一位崇尚思想境界和学术情怀的大师,他的文章著作有气势,在课堂上讲近代经济史,倾注真情实感,讲到民族危亡时,两眼噙着泪花,学生们无不受感染、被感动。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位严肃理性的史学家,他特意将研究方法放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讲,把学术追求放在研究程序和规范中讲,力求告诉读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守的思想方法和技术要领,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与科学品格。
    赵先生在本书中讲的第一个步骤是“选择课题”。他讲了三条原则,即“有价值”,“有可能”,“有兴趣”。有价值,自然是学术创新上有价值,于社会有价值。有可能,涉及主客观两个方面,题目虽好,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价值,但研究者现有的能力或者客现条件不具备,也难以完成研究任务。有兴趣,研究者的“兴趣驱使比任务驱使、利益驱使更好、层次更高,力量更大。”往往出于“一种愉悦,一种好奇,一种冲动,一种激情。”100年前,马克思·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说 ,志业与职业是有区别的,学术虽然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但它是一种兴趣,一种使命感。赵先生和马克思·韦伯一样,给学术活动赋予了道德内涵。赵先生对课题类型也作了分析,他认为题目有大小老新难易之分,并分析了各类选题的利弊。似乎是引导研究者在把握不同选题时,可以尝试大题小做,小题大做,老题新做,新题探索性地做,难题简做,易题深做。
    赵先生在本书中谈到的第二和第三个步骤是“学习已有成果”和“学习理论”。前者是讲与课题研究相关的学术进展、学术前沿问题,后者是指用来指导和引领研究的指导思想及方法。在学习已有成果部分,赵先生特别阐述了“学术发展的途径。”讲了知识积累中的存量与增量,强调学习已有成果的重要性,实际上涉及到个人与前人、他人的关系,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他还强调要“博收精选”。要从总体上把握选题所涉及领域的整体学术状况,必须“博收”;要了解该领域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或最前沿、最新锐的理论观点,必须“精选”。在学习理论部分,赵先生说,“理论本是前人成果的一部分。之所以单独说,是因为在已有成果中具有独立性,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赵先生认为,理论具有联结作用,导向作用,解释作用,思辨作用,分类作用,总结作用及预测作用。赵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居于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它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科学的学术理论,赵先生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还主张适应选题需要,学一点专业理论史,建立起理论思维。
    赵先生在本书中的第四、第五个步骤中连续讲了“搜集资料”和“整理资料”。他说:“信息是获取新知的基础。”他认为,在学习前人成果并掌握了理论工具之后,主要任务就是围绕研究对象搜集和整理资料。他主张:“从资料出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他说:“要得到新的结论,一靠论据,二靠论证。论据是基础。”搜集资料便是找依据,找论据。搜集资料的途经主要有两条,一是查文献,二是实地调查研究。而在资料运用于研究之前,需要整理,整理的目的在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编写大事记,如大事记还不足以包含所选所需资料的话,还可以编写资料长篇。赵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主要体现了史学传统。我以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其他领域,未必都要像史学那样,先编大事记,然后再出专著,但是赵先生所说的认真搜集整理资料,正确运用资料的要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赵先生在本书中的第六个步骤,讲了“分析与综合”。他认为资料整理之后,就进入了“从未知到已知的关键阶段”,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也就是要从现象到本质,形成规律性认识。在我看来,这里就是实事求是、穷理尽性,也就是形成当下说得比较多的学理框架。赵先生认为分析与综合是两种相反的思维方式,必须辩证统一。分析要有多维视角,比如横向纵向的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比较分析等。综合就是要对不同视角的分析作出比较系统的判断。选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综合是理论创新的总成阶段。要运用科学方法对新的判断、新的理论观点,进行综合提炼,最终形成有内在逻辑力量的创新理论成果。
    赵先生在本书的第七个步骤中讲了“成果的表述与使用”。他说成果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学术论文,篇幅较大的论文,也可以作为专著出版。赵先生就写作论文论著中的若干要领,讲得很系统,很具体,甚至连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引证,如何注释,以及如何做“主题词索引”,都讲了程序和方法。他还说,成果发表或出版后,要虚心接受“同行评价”和“实践的检验”。
    本书的前七章在分别讲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七个步骤之后,第八章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讲了“研究者素养”问题。讲了“学养的内涵与学、识、才、胆”,讲了“治学以德”,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具备科学的品格”。讲了自律与规范,讲了学术即人生,强调要有执着和奉献精神。
    通读赵德馨先生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与规范》,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就是赵先生所讲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史学方法为重要基础的,而赵先生在本书中所涉及到的史学方法,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当前,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正在立足中国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尤其需要倡导这种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赵先生这部新著容量很大,正文意犹未尽,还有内涵丰富、饶有兴味的章后注。既有方法思路,又有技术要领,包括怎样写选题报告,怎样做读书笔记,怎样写学习心得体会,怎样甄别文献,怎样调查研究,怎样编写大事记、长篇资料,怎样进行定量分析,怎样写论文论著,怎样写结题报告,等等。似乎是一部社会科学学的知识体系,又似乎是一部没有词条目录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词典,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无论对于刚入行的研究者,还是对于已经小有成就的学者和专家,都会有帮助,有启发。
    尽管如此,我以为这本书还是有一点缺憾,虽然瑕不掩瑜,但仍然有必要指出来,这就是没有专门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一比较。我以为这个比较是必要的,有意义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差异,但在科学性上原本是相通的。近代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怀疑社会科学科学性的,确有人在。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除了做模型的经济学外,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不具有科学性。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就发生过“科玄论战”,现在也有看轻社会科学的观点。如果在书中加进相关内容,在比较中说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肯定有利于揭示社会科学内在的科学性,有利于科学方法的相互融通、相互借鉴。 (原载《光明日报》2月4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