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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韩东屏
    解放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摆脱由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所编织的思想桎梏。由于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普遍做法和具体制度总是由该社会的管理者构建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思想解放首先应该是社会管理者的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需要一套一以贯之且普遍有效的评价标准或评价体系

    我们知道，提倡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是要破除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观念、做法和制度，才是不合时宜的？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套一以贯之且普遍有效的评价标准或评价体系，我们就根本无法做出正确判断。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缺乏这样一种评价标准。结果在实践中，我们不仅经常无法分清哪些东西“不合时宜”，而且也一直缺乏长期而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发展方向，于是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按当下的任务和既有政策去行事，并且也只能随着各个任期的长官意志变来变去。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促进生产力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等发展目标或发展方针，也可作为评价标准，但由于它们或者只是阶段性的发展目标，或者只是不同领域的发展目标，也就起不到那种一以贯之并普遍有效的评价作用。
    还好，现在我们总算有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或终极价值的发展观，这不仅意味着那种没有恒久普遍评价标准的情况将成为过去，而且意味着以前那些阶段性和领域性的社会发展目标，都要顺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并统一于其下。
    不过，“人的全面发展”是个抽象的命题，我们还不能直接用它去做判断一切是非好坏的价值评价标准。鉴于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需求的全面满足，意味着人的创造性天赋的充分发挥，这就需要我们像某些地方政府制订本地社会幸福指标那样，将“人的全面发展”所蕴含的“需求全面满足”和“天赋充分发挥”进一步细化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保等各个领域的各种具体指标，以便让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都有明确具体的标准可依，以此确保我们的各项工作始终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终极价值进行、展开，永不偏离。
    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的指标体系，我们的思想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迷信与迷惘、束缚与畏缩，所有与发展、改造社会相关的观念、做法和制度，在这套指标体系面前，全都不再是神圣而不可改变的，它们不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或手段，是否合适可取，是否陈旧落伍，是保留还是革除，统统要由这套指标体系加以评判：凡是有利于这套指标体系实现的观念、做法和制度，就是好的、可用的、或应予保留的观念、做法和制度；凡是不利于这套指标体系实现的观念、做法和制度，就是不好的、不可用的、或陈旧落伍并需要革除的观念、做法和制度。而在好的、可用的观念、做法和制度中，如果同属一类的观念、做法和制度不只一种，那么其中对实现这套指标体系最有效的那一种就可称之为“优”，最值得我们选择或保留，而其余的则或者为“次优”，或者为“较优”。总之，有了这套指标体系，我们对各种观念、做法和制度的建构与选择，从此就不再是事关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主义之争，而只是关于工具的优劣判断。我们工作中的所有事务和难题也会因之变得清晰简明起来，这就是：怎么有利于这套指标体系的实现，我们就怎么干；怎么有利于这套指标体系的实现，我们就怎么改。于是，我们的各种工作再也不会步履维艰，我们对社会的发展与改造再也不会误入歧途，我们也再不会犯那种为了固守某种观念、做法和制度而牺牲人的发展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

    解放思想，需要提供前提性的制度安排

    思想放不开，除了有缺乏一以贯之且普遍有效的评价标准这个深层原因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深层原因。
    有些地区或部门的管理者不愿放弃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解放或解放思想的力度不够，也不是他们不知道哪些观念、做法和制度不合时宜，而是管理者的私人利益或狭隘的地区利益和部门利益在从中作祟，才使他们不愿去变革这些虽不合时宜却符合自己既得利益的观念、做法和制度。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之所以还在坚守地方贸易保护主义，之所以还不愿清除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五小企业”，就都是出于本地区利益的考虑。又如，有的管理者或管理部门之所以不愿花时间费脑筋去思考如何改革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就是因为贪图安逸，怕苦怕累；有的管理者或管理部门之所以不愿去触动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就是因不愿冒改革失败的风险，害怕承担责任；有的管理者或管理部门之所以也进行了改革却不成功——将不合时宜的部门做法和部门制度改革得更不合理，就是因为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在借改革之名谋私利或部门利益。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要想彻底革除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尤其是制度，仅凭解放思想是不够的，而是还要有一些前提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前提性的制度安排至少应有两个。
    其一是基于宪法赋予人们思想言论自由的精神，通过设立各种正式规则建构思想解放的保障激励机制，这个机制一方面允许发表各种改革主张，允许对各种改革主张进行自由辩论，允许对经充分辩论胜出的改革主张进行尝试，并允许在改革尝试中出现一些难免的反复、挫折、失误；另一方面则对那些积极进行改革试验的成功者给予一定的奖励。
    其二是为改革设立基本的制度规定，这就是由无任何利益纠葛的管理机构或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法机构来主导改革。
    不难预见，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前提性制度安排，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革除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的积极性，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各方面改革的公正性和成功率。
　　（作者系华中科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